书坛怪圈解秘之十一：锯锤相较
中国书法从问世的那天起，书家们相互之间的比较就伴随而生了。最初的比较当然侧重于互相学习。随着书法的发展，特别是书法与名利挂钩后，书法的品评开始了。书家们相互之间的比较除了互相学习外，更多的就变成了一种优劣高下的“较争”，这是一种怎样的较争呢？抛开种种表象，看其实质，以往中国书坛书法的品评当属一种 “锯、锤子、剪子比本领”式的较争。
读小学的时候，有一篇课文《锯、锤子、剪子比本领》。说的是锯、锤子、剪子兄弟仨平时各干各的活，有一天哥仨个都觉得有些不平，提出了比本领，要比个大小见个高低。锯说：我能将木头锯成板，人们用我锯的板如何如何，你们俩不行吧，还是我的本领大。锤子说：我能将铁打成钉，如何如何，你们哥俩不行吧，还是我的本领大。剪子说：我能将布裁成衣，如何如何，你们哥俩不行吧，还是我的本领大。哥仨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争来争去，不分胜负。当时老师告诉我们，锯、锤子、剪子的本领都大都不大，各有各的用处。
我们的国粹、瑰宝怎么能和“锯、锤子、剪子比本领”相联系呢？我们说抛开国粹光辉的一面，单从品评这一视角望去，以往的中国书法的品评就是一种“锯、锤子、剪子比本领”式的游戏。不说透了神秘，说透了可笑。但这却是不能改变的中国书法品评的真实历史。
“锯、锤子、剪子比本领”的实质是什么呢？可以归纳为四点：一是没有统一标准；二是没有裁判；三是单相情愿；四是没有结论。回顾我们的书法史，以往历史上的书法品评不就是这样吗？我们的书法先贤们不就是这样玩的吗？一是没有统一标准，谁想怎么评就怎么评；二是没有裁判，怎么样与自己有利就怎么样评，评对评错无需裁定；三是单相情愿，谁想评就评，谁想评谁就评谁；四是无品评结论，甲的结果，乙可以否定，乙的结果丙同样可以推翻。与“锯、锤子、剪子比本领”的实质完全相同。故此，我们说：中国书坛的昨天，书法的品评是一个“锯锤相较”的时代。中国书坛中书法的品评从一开始就误入了一个怪圈，而且长期以往，不能自拔。
米芾是大家公认的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尤为典型，很具有代表性。看看其在《海岳名言》中是怎样评说自己和自己的两个儿子的，又是怎样评判别的书法家的。现选段摘句如下：
“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江南吴山完、登州王子韶大隶题榜有古意，吾儿友仁大隶题榜与之等。又幼儿友知代吾名书碑及手大字更无辩。”
“欧阳询“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柳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见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锺法。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
“唐官诰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已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已前古气，无复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当。浩大小一伦，犹吏楷也。僧虔、萧子云传锺法，与子敬无异，大小各自有分，不一伦。徐浩为颜真卿辟客，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柳与欧为丑怪恶札祖，其弟公绰乃不俗于兄。筋骨之说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张为筋骨，不知不怒张，自有筋骨焉。”
“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实得之。榜字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号，都无回互转折之势，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张颠教颜真卿谬论。盖字自有大小相称，且如写“太一之殿”，作四窠分，岂可将“一”字肥满一窠，以对“殿”字乎！盖自有相称，大小不展促也。余尝书“天庆之观”，“天”、“之”字皆四笔，“庆”、“观”字多画在下，各随其相称写之，挂起气势自带过，皆如大小一般，真有飞动之势也。”
“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李邕脱子敬体，乏纤浓。徐浩晚年力过，更无气骨。皆不如作郎官时《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恶札，全无妍媚，此自有识者知之。”
“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友仁等古人书，不知此学吾书多，小儿作草书，大段有意思。”
引文中用波浪线标出的是米芾论及自己和两个儿子的重点语，用直线标出的是诋毁别的书法家的重点语。不难看出说到自己和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是选好的说，论及别人尤其是书史上的大家，总是能找出各种理由将其否定。诸如欧阳询、柳公权、智永、丁道护、虞世南、陆柬之、徐峤之、唐明皇、徐浩、张旭、石漫卿、褚遂良、颜真卿、李邕等这些被后世推崇的大家，米芾均以“无精神”、“非古也”、“乏纤浓”、“岂能垂世”、“更无骨气”、“全无妍媚”、“俗”、“恶”等予以否定。得出的只有一种结论：人不如己。
《海岳名言》中论及别人不好时，用的最多的也是最毒的两个词是“俗”与“恶”。这应该就是米芾的“杀手锏”。“俗”与“恶”的具体含义是什么？米芾未说清楚。应该说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但这两个字的功能和作用却非同小可，如同两大盆污水，只要泼到哪位书家的身上，那他就算倒了大霉了。与之相应，任何一位书评家，只要拿起个模糊武器，端起这两大盆污水想往谁身上泼就往谁身上泼，只要泼到了谁的身上就足以把他搞倒搞臭。从这个意义上说，米芾是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儿子。父子同是大书法家，被后世称为二王。为了博得书名，王献之竟连父子情份都不去顾忌。《书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谢安素善尺牍，而轻子敬之书。子敬尝作佳书与之，谓必存录。安辄题后答之，甚以为恨。安尝问子敬：'卿书何如右军？’答云：'故当胜。’安云：'物论殊不尔。’子敬又答：'时人那得知！’ ”
应该说王献之是很聪明的，他看出了书法的品评没有标准，完全是凭人去说。因而就可以大胆地加以利用和发挥。同时，王献之也很真实，不拐弯摸角，将自己的想法、看法都直白地说了出来。好一句“时人那得知！”对后世书家该有多么大的启示？这在书法史上也应该算得上第一人。快两千年了，今天的中国书坛、书法的品评与过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关乎书坛的大事、要紧事时人怎么知晓？谁是当今书坛真正的名家大家？谁优谁劣？时人仍然不得而知。
这样的玩法，名家大家在玩，连皇帝也在玩。
唐太宗李世民在其《王羲之传论》中有这样一段评论：
“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枿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嬴而不放纵。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欤！子云近世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卧王濛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虽秃千兔之翰，聚无一毫之筋；穷万谷之皮，敛无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滥名邪？此数子者，皆誉过其实。所以祥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宋徽宗赵构又是怎样评说米芾等人的呢？其在《翰墨志》中云：
“《评书》谓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举止羞涩，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体，盖米法欹侧，颇协不堪位置之意。闻薛绍彭尝戏米曰：'公效羊欣，而评者以婢比欣，公岂俗所谓重台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如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然家鸡野鹄，识者自有优劣，犹胜泯然与草本俱腐者。”
赵构当皇帝作为不大或者说无作为，但在书画方面绝对是行家，可以说造诣很深。在赵构的眼里“苏、黄、米、薛”所谓的四大家不过“家鸡野鹄”而已。
皇帝毕竟是富有天下，相比之下，在他们的品评中名利的因素还是少了许多，客观性自然也就要高一些。
古人距我们相去甚远，从遗留至今有限的笔墨中我们尚可见到一斑，相象当年的“锯锤争高”应该更为有趣、更为激烈。
由于中国书法的品评没有统一标准，书法连及它的品评又与社会名利密切相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的、有不同的评法，其中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也就不容易说清了。历史上任何一位书法家，说他好，可以找到评说的依据，说他不好，同样可以找到评说的依据。肯定它容易，否定他也很容易。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历史留给我们的书法品评是一笔糊涂帐。我们的已经做故了的书法家们就生活和工作在这样一个书法环境中，这难道不是一个怪圈吗？今天我们把问题看出来了，也提出来了，但是却没有办法解决它，只好等待中国书坛的明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