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它是物体因重量与运动而生的物理单位。因为力量是生命的象征，其又被引伸为一种能够唤起人们审美愉悦的美感特征。举重、拳击、投掷……我们似乎更能从体育比赛中直接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与美感。艺术审美中对力的理解无疑也来自生活作品中所谓“力透纸背”、“笔力万钧”等，虽非同体育一样直观明了，但人们对力作用的美感认识无疑是肯定的。
然而，书法作品的力感表现与生活中的物理力作用并非完全一致。一位举重高手，能将数百斤重的杠铃举过头顶，却未必能够驾驭小小的毛笔；看似文弱的一介书生，或许能写出浑厚的线条来！由是，艺术作品的力感，是艺术家通过对工具材料的精准把握与有效作用的结果，它比生活中的力量表现要复杂得多。
在此，我们兹选择笔法、笔力与线质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议题，讨论书法用笔力作用及其所造就线质的审美差异，藉以让大家明了书法线条审美的要点及书法创作的目的。
一、力作用的方法——笔法 笔法是书法史上一向为人关注的话题，不仅因为它关系到对书法艺术技法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它直接影响到书法的审美。古人对笔法的解释大体可分为执笔和用笔。执笔为用笔服务。所谓“五字执笔法”、“拨镫法”、“两指法”、“三指法”等等，名目繁多，是指执笔的方法。这些执笔的使用因人而异，书法家可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及生理机能作自我调节。据说林散之老人擅用“两指法”，写出的线条内蕴丰富，说明执笔只要为人习惯并能让人体察用笔的奥秘，都是可行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五字执笔法”较为适宜，因为它能充分发挥五指的作用。就个人的体验与观察，“五字执笔法”的基本方法大多能为人掌握并理解，惟转指捻管（尤其是快速运笔中）却为一般人所不知，或不能发挥运用。故执与用之间还有一道秘则——姿势虽正，执笔样子好看，未必实用。大多数人认为执笔要正、直，笔者却感觉只有欲写未写时笔可以是正的，一旦落笔，笔始终不应该正，就如一个舞蹈运动员或自由体操运动员，只有在开始或结束时可能有一个立正的姿势，作为一种对观众的礼仪。而一进入角色，则一般不再有立正的姿势。笔之用也正在这“变化”之中。执与用之过渡，在于指及腕、肘、肩乃至全身的协调与转换，以适应重力（提按）与速度（快慢）之间的微妙转接。死守执笔法的姿态，未必能真正用活你手上这杆小小的毛笔。
对古人的执笔与用笔的解读，唯有从古人的书论与作品中体察。《东坡题跋》曾云：“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①羲之从后取献之笔而不能，东坡理解这是羲之从小孩对执笔的认真这一角度加以褒扬的，而非以为笔牢便是懂笔法了。这一点也可说明执笔当不宜死守，以能随意用之而不失法度者为上。古人也有总结指实掌虚者，指实非指把笔捏死，实际应是把笔玩于股掌之间，以能随心所欲。笔者用指亦虚，但人亦不能轻取，自以为各指用笔的关口收放有自。指实则易死，不能转指捻管则在快速中线条微妙处无从体现。指虚而不松懈。松懈则各指作用未能发挥到位。
用笔的关捩主要在挥运。以提按有度、快慢有节及其互相间的默契为能事。提则轻、按则重。但提不可轻提，按不能死按。轻提则笔空，死按则笔滞。故在提与按之间的转换过渡极为复杂。有能提而重者，有能按而动者，是为高手。右军、鲁公、旭、素、少师等，皆能重提、动按。观《初月》、《频有哀祸》诸帖，使转自如又能笔笔到位；《祭姪稿》、《古诗四帖》等，则能重按而不滞，线条凝练而不呆板。拿大王与赵孟頫比，大王胜在使转间的动作立体，骨力强健而体态洒脱，赵书则转笔多不见转指，用笔为执笔所缚，一俟转、折处则时见侧笔，故易生单薄。右军也有不少侧笔，但其侧锋多带中锋，即侧扫的动作极短促，侧而马上能中锋，且极快速，速度又见变化，故侧而不见羸弱（古人曾有绞转法，或正是指侧而能中，中而能侧）。张旭书比于同是唐代书家高闲的草书，则厚重、灵活皆过之。高闲《千字文》似乎只有动作，但按即按，提即提，提按之间的过渡不入纸，即多提空或死按，点画之间的血肉筋骨不能如《古诗四帖》这般的丰满与鲜活。
重提与动按，便是对用笔力作用的微妙理解。常人言提必轻，言按必重，只是解其一般规律。而提之重、按之动，则又与运笔速度之徐疾相关。速度快则线迹爽，慢则线迹缓，但若只知快慢，不知快慢的调节（即速度中的节奏、线律等），则快枉为快，慢易成死笔。提按（重力）与快慢（速度）的协调把握，构成用笔的主要内容。 这里笔者有意要提及帖与碑的用笔问题。帖，现在我们多指墨迹与刻帖，碑则指刻石书（也有包括金文等）。许多人说碑刻因非墨迹，且多漫漶，不存笔法，不可学，这是单边帖学主义的立场。笔者不反帖，但也重碑，故历史上所有碑与帖，大都学过。以笔者双向学习的体验，写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
其实，早在唐代，人们就以能从碑中吸取深厚沉着为能事。初唐的欧阳询， 法兼南北，既学右军，也坚持北碑的沉实。观《梦奠帖》之笔力，唐初无人能及。中唐张旭、颜真卿怀素及五代的杨凝式等，均追求沉厚的线质。所谓“屋漏痕”、“锥画沙”、“印印泥”等审美术语，也大多在唐代提出，说明唐人对力的微妙性的认识与理解。与后来碑学者所不同的是，唐人很少见得汉碑及由隶及楷的碑刻，故他们在结构上不同于清代的碑学派，但对于线条，即对用笔的力作用的把握与认识，与碑学派们倒是没有什么二致的。
之所以颜真卿、张旭、怀素 也为帖学者们所理解，在其强调用笔重力的同时，不排斥学习二王的使转与结构。张旭的《肚痛帖》，颜真卿的《祭侄稿》、《刘中使》等，怀素的《论书帖》、《自叙帖》都有二王的影子，这种影子不仅表现在用笔的变化上，也表现在结构的灵活性上。就帖学而言，王书可以说是极致。故历来凡学帖者不学二王极少见得，王书因此在历史上孵化出太多的风格子孙，代代相传。但王书比之颜、旭，笔者以为重度不及，如果说王书重力在五六分，颜、旭则在七八分。 我们知道，重量与速度有时是成反比的。一个身体很重的人，是不能作跑步运动员的。王书追求用笔的潇洒自如，笔自不能过重，这或许是魏晋文人书法的性格所在。故王书在用笔时，不可能按下笔锋的八九分，而往往只有五六分，甚至更少。旭、颜们却不然，为了追求大气浑雄，笔不按下去线自不沉。高妙的是，旭、颜们按下的七、八分，却仍然带有二王书的灵动，能沉实而不板滞，这可以说是唐代书家们对笔法的一大贡献。 让我们再回到对碑刻书法的理解上。以《张迁碑》、《爨宝子碑》、《泰山金刚经》等刻石书法的线条质量，毛笔按下的分量不及八、九分很难写到位，可以说，比旭、颜还要再重一、二分。如此重按，若用笔写死，线形固然能粗实，但少灵动，可能得不偿失。许多从碑者写《张迁碑》写得很粗糙，便是死按且用蛮力的缘故。所谓蛮力，是依赖于速度的猛利显示力量的一种方式。这种方法固然能获取力感，却是古人所言的“鼓弩为力”，不入味，不耐看，一个词：不古。既具重量又不板滞又不粗糙又需有古意，这是学碑的至难处。凡有用笔经验者都明白，笔锋按下程度越大，毛笔便越难回提（容易提空），也越难使转。铺毫后怎样用锋，让锋像按下四五分那样的灵活自如？多数人依赖速度。要在快与慢之间，找到一个不燥不滞的度，既能保持线条的重量，又能使线条富有动感变化（弹性），且有古意。这种不燥不滞的方法，笔者以为当为柔。重而柔使力沉实绵劲（韧），而不致脆或燥，毫铺开后即能做更为微妙的动作。重而不滞，要在柔运过程中节奏上有变化，动作不可机械。如此，以柔表雄，古意便存。碑学书家们对待碑刻线条的古意，不少以颤涩法为之，如何绍基、李瑞清等，但失之造作；赵之谦或许明白不能以颤涩法为之，但以写帖的笔法终不能体现碑的重度与古意
沈曾植方笔翻转，显得尖刻而时见单薄；康有为重中带燥，被不少人讥为烂草绳……这一切都说明碑刻线条的力度把握的至难。由于碑学没有帖学般有清晰经典范本存在，这使碑学者对笔法的探求常常如坠云里雾里，茫然不知所措。近代碑学的实践大多各自有各自的探索，虽也气象万千，但与汉碑魏碑中的精品相比，那种蕴含深厚微妙的力度，似难企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