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青铜的祭语——金文
第一节金文概述
在我国考古学上，青铜器主要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用铜锡合金铸成的器物。当时，许多青铜器上都有铭文，最初人们把它叫做钟鼎文，后来觉得这个名称不能概括钟鼎文以外的其他器物上的铭文，于是又改称金文，表示刻铸在所有金属上的文字。因此，金文可谓是甲骨文的继承和发展。其产生于殷商时期，兴盛于西周，主要内容包括祭祀典礼、征伐记功、赏赐锡命、训诰臣下和颂扬先祖等方面，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等各个领域，为后人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引起了史学家的高度重视。同时，金文所表现出来的特定的点画和结构形态，往往同它的物质载体一起，产生一种震慑人心的历史韵味和气量，不仅填补了商周时代书法历史的空白，成为书法理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而且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临摹和取法的对象。
从现在发掘的材料和传世品来看：金文在秦汉以前最多，最早的是在商代。西周金文大多出于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原和丰镐，以及陕西宝鸡、临潼、长安等地。自西汉神爵四年的尸臣鼎首次出土以来，往后各地又陆续出土了大量珍品。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青铜器如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利簋、大克鼎、小克鼎、墙盘等均为重器。每件重器都视为国宝，价值连城。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见到的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就有4000件以上，因数量之多、制作之精美而被视为瑰宝。绝大多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馆等。
第二节金文的特征与风格
根据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金文的特征与风格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金文—散氏盘（部分）
一是殷商时期。商代的金文一般较简短，只有一两个或十个字左右。如“父乙”、“父丁”等主要是人名，大多数是氏族名、人名、被祭祀的祖先名、器名、制造人的名字以及族徽等。商代的金文中有不少象形文字，种类较多，大多数是动物，如马、虎、鸟、鱼、象、猪、狗，也有兵器、家室、舟车、亚形、山形、子孙等各种形象。这是商代金文特有的现象。这些象形字较甲骨文更原始而写实，可以说是金文中较古老的字体。这个时期铭文的字体均端严不苟，其款识笔划锋锐、气魄雄伟。代表作有：《司母戊鼎》、《戌嗣子鼎》、《司母辛鼎》等，虽字少却独具风格，有的朴拙凝重，有的流畅瘦劲，开启了西周金文的先河。
二是西周时期。这一时期金文有了较大发展，由于西周礼器极盛，因而留存于世的金文数量十分可观。从风格上来说，西周前期的金文以朴茂凝重、瑰丽沉雄为主要特征，起讫多不露锋，笔画遒劲峻拔，整体上体现出线与块面结合的形式美。到了西周中期，金文的风格由朴茂沉雄变为典雅平和，用笔柔和酣畅、笔画圆浑，但是装饰意味趋弱、用笔意蕴增强、行款布局疏朗自如。西周晚期，金文趋于成熟，笔画由初期的肥瘦悬殊趋于统一，字形更加自由，风格也呈现多样化，显示了大篆成熟时期的风格特征。这一时期著名的重器有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小克鼎等。总的来说，这个时期金文的字体一般较为均衡，笔划圆匀，起笔、收笔、转换都为圆笔，故笔划整齐而凝重。
三是东周时期，也是金文的式微时期。这个时期刻款渐多，铸款的笔划瘦。所以，此时的金文很优美，比西周的文字字体稍短而多变化。引人注目的是，金文中出现鸟书，主要用于兵器的纹饰。同时，这时的铭文除记名外，还在其后面加有“子子孙孙其永宝”等祝辞。
四是秦汉以后，也是金文的结束时期。金文的款式逐渐发生了变化，与以前的铭文不同。秦始皇统一天下，废除封建割据，宫廷的彝器逐渐消失，青铜彝器的制造从此宣告停止。现留下来的秦代金属器上的铭文，以度量衡为主，主要的铭文大多是关于度量衡标准化的记载。至于汉代金文中，大多为铸器人的名字、年代、器具本身的大小等，还有一些吉祥的语言等等。
第三节金文与甲骨文的区别
金文与甲骨文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从文字的进化程度来看，甲骨文象形味重、字形繁复，金文则比较简单。此外，甲骨文象形字的笔画随意增省，异体特多，金文则比较一致。从使用工具上看，甲骨文用刀契刻在龟甲和动物的骨头上，笔画很细，不可能出现墨团类的肥笔，需要填实的部分一般改用勾廓；转折也很难圆转自如，一般只有重新起笔，才能写成方折的形体。而且，因刻字有进刀和收刀，所以线条比较尖细、直挺。而金文主要用范模浇注，即使笔画写得很细，浇注出来也会成倍地变粗，并出现肥笔，转折处也过度圆浑、不带棱角，线条又粗又圆、结体浑厚。
由此看出，材料、工具和刻铸方法的不同，决定了金文与甲骨文书法风格的大致区别。
第五章 石书的经典——石鼓文（1）
第一节石鼓文的产生与发展
唐朝初期，人们在现在陕西凤翔发现了十块既像馒头、又像大鼓的大石头，当时把它叫做石鼓。这些石头的周围刻着四字一句的诗，记载着统治者打猎、游玩的情景。其实，石鼓文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秦系文字继承了西周金文的书法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划时代优秀作品——石鼓文，也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
所以，石鼓文的刻石年代自唐宋以来就众说不一，有人说刻于周初，也有人说刻于后周等。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其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的《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秦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的《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的《石鼓文疏记》都认为它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17年。可见，对石鼓文时代问题的认识趋于统一，皆认为是战国间秦刻石。但关于其究竟是秦文公，还是秦穆公、秦哀公或秦献公时的呢？仍是众说纷纭。唐兰先生根据当时的刻铭、语汇、文学、文字和书法的发展，论证了石鼓的制作是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年）。郭沫若则根据各种科学论证，断定了石鼓为秦襄公受封建国的纪功之作。1978年陕西宝鸡发现“秦公钟”五件、“秦公搏”三件，其中一件秦公钟的铭文有明确世系，澄清了“十又二公”的疑案，应从襄公算起。这进一步间接证实了“石鼓”是先秦初期之物。
历史进程到战国时期，铜器的铭文作为记载的用途，已不能适应人们思想活动和频繁交往的需要，再加上金属器物面积过小以及其他种种限制，如铜器上刻字艰难等，无法广泛地使用。而且，当时铁器普遍使用，简册也很流行，这一切都意味着青铜器时代的终结，石刻代替了铭文。由于石刻应用方便，自然得到一定发展，目前发现我国最早的石刻就是石鼓文。因为石鼓文的字体与《说文解字》里的籀文很相近，所以文字学家一般把石鼓文和籀文看作同一时代、同一地区的文字。籀文、石鼓文所代表的字体，过去一般统称为大篆。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落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1108年）将其迁到汴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了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内。现仿石鼓文1
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
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使广大观众一饱眼福。由于年代久远，上边的许多字已经看不清了，现在能辨清的只有300多字。由于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故在文学、诗歌、书法等方面都受到历代学者们的珍爱和推崇。如唐代大书论家张怀灌在《书断》中赞美说：“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直至清末大书论家康有为称石鼓文“如金细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载，自有奇彩”。的确，如历来的评论家所形容和赞美的那样，石鼓文雄强浑厚、朴茂自然，其书法价值可与甲骨文、金文相媲美，历来被书家们取法借鉴。它不但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还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石鼓文的特征
石鼓文世称“石刻之祖”，记载了秦国国君游猎的十首四言诗，也称“猎碣”。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法则，但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而且，其用笔首尾圆合、粗细一致，中锋用笔力含其中。
字比小篆略短些，近乎方形。字距行距既有规矩又有变化，笔画错落有致，不像小篆那样规整、对称，而是以多姿态的形式保持了一定的均衡，并有金文的传统，秀气而不呆板、纤弱。石鼓文的字里行间已找不到图画的痕迹，完全是线条组成的抽象符号，其艺术魅力完全体现在按照一定的笔法写出来的古朴、自然、雄厚、流畅的美中，显出一种成熟艺术的别具匠心。所以，石鼓文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是由大篆向小篆演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又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于世的最著名的石鼓文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现存于日本。
附：现存最早的石刻作品
我国古代除了竹木和纸书之外，还有石刻的书籍。墨子书里就几次说道“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见，刻石纪事古已有之。现存最早的石刻作品当属东周初年秦国的石鼓，一共有十个，每鼓直径约三尺有余，上刻有篆书四
石鼓文2 言诗，其一曰：“吾车既工，吾马既同，吾车既好，吾马既室。”
这一举世闻名的国宝，自刻成至今已有2800多年的历史。中间经过汉魏六朝时期，文献上没有什么记载，被默默无闻地委置在西北高原的泥土之中。直到唐、宋两代，得到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书法家的品鉴及一些诗文大家的誉扬，才为世人所重视。当时石刻传拓的方法已经盛行，韦应物的《石鼓歌》云：“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不过唐拓石鼓文今天已不可见，留传至今最早的是宋拓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