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性情：精魄超然，神采射人

唐张怀增所言“精魄超然，神采射人”，千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草书的极则。当今书坛。草书作品大量面世，草书作者不断涌现，待发之势逐渐显露，书家的表现欲、抒情欲和震撼欲日渐增强。这是开放的时代草书艺术创作适应与工业化，信息化相伴的快节奏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草书重性情，但性情并不是孤立的，无论是创作还是品评，草书性情都同书写者的笔墨技能等因素密切相关。不能不综合考察。

 　　性情是什么 

　　性情是什么，性情是作品显示的一种精神面貌，它是书家性格和情感的表露。情感是一个变数，客观世界的影响和主观世界的波动都可以造成书家情感的变化，所谓“情喜怒哀乐，各有分数”。“情有轻重，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浅深，变化无穷”。(元陈绎曾《翰林要诀，变法》)指的就是书家性情表现为作品性情。相对情感这一变数而言，性格基本是一个定数，书家性格或刚烈，或温和，或租犷、或细腻、或豁达、或拘谨、或开朗、或沉郁，都会在作品中或隐或显地有书道新闻 现代笔迹学的研究成果也已证明，任何人的字迹都是其性格的一种表现。正是这种情感和性格的结合．使书家有可能在作品中表现出丰富的性情内涵。由于草书动感节奏比其它书体更加强烈，草书作品尤其如此。所以．性情成为草书作品最能感染人、熏陶人的因素，也就成为古住今来书家和论者最为倚重的看点。 

　　草书性情与点画  

　　草书性情的表现需要书家笔墨技能亦即法则的支撑。孙过庭在论及草书形质和性情时指出，构成草书形态质地的主要特征是“使转”，最能体现草书性情的是“点画”。“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一点之内，殊衂挫于毫芒”(唐孙过庭《书谱》)。草书的态势。流动和变化皆源于点画的精微 全部缺乏精微点画的草全部 无法表达全部内涵的。而点画合乎笔法方能臻精微。用笔不合法度，不到位，点画则难免出现病态，浮滑软薄、妄生圭角、钉头鼠尾、飞蓬蔓草、也就出“俗字”。正如清包世臣所言：“世人知真书之妙在使转，而不知草书之妙在点画，此草法之所以不传也。”这里需要说一说真书(楷书)是不是草书的基础。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答。有一种观点认为，草书以真书为基础的观点不是从艺术角度理解书法。真书不能作为草书的基础。就文字的历史演变说草先于真是个大的概念。从真书与今草的关系来说，还是真书在先。真书的构成形态是静态的．而草书的构成形态是动态的。

        草书这种动态的构成形态是由真书的静态构成规律加上意象发展起来的。因此，笔者认为学书还是应遵从先入真书，进而行书，而后草书的途径。诚然．草书有自己的特有规律，不是写得好真书便必定能写好草书。但真书以点画为形质，学真书藉以懂得用笔之堂奥，经过反复练习。逐步掌握笔法、笔势、笔意，从而使点画的精微成为可能。这正是草法的基础，是草书最重要的基本功。精微之后的狂放才出彩、才耐看，才是通往草书之路的最好选择。张旭以狂草书彪炳书吏，但他首先经历了真书笔法的长期锤炼。具备了坚实的功底。我们从其所作主真书《郎官石记序》和《严仁志》。可知其真书亦十分精到。正因为如此，他的草书颠逸恣性却不失理。

       苏轼有句名言曾被广泛引用，“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当然，当今学书者情况各异。许多中老年人半途启程，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业余书法学习，他们中相当部分的人无意于当书家，只是通过书法学习和创作陶冶情操、修身养性、丰富生活，他们的学书途径完全可因人制宜。但真正要在草书艺术上有所成就、有所建树，非有扎实的基本功不可。  

　　评价草书作品，线条质量的优劣是至关重要的。用毛笔书写汉字出现的线条同西方抽象派绘画中的线条有本质的区别。书法线条有特殊的内涵，它包括点画中的直线，使转中的弧线“古人用屋漏痕”、“锥画沙”、“折钗股”、“篆籀气”等比喻书法线条，后人视为经典。它的意义在于形象化地一语道破在线条艺术上的书美境界和追求。细细体会，我们就会理解，高质量的线条应具刚劲，毛涩并富有弹性的特点，应“忌尖、忌纤、宜秃、宜拙”；也会理解，用笔需养咸以中锋为主的习惯，方圆兼备、中侧互用，应“忌轻、忌滑、宜重、宜留”，追求线条的高质量，是提高草书艺术水平的基础。没有高质量的草书线条便没有高质量的草书作品。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草书是线条的艺术。

        在2005年中国杭州首届国际草书艺术大展中，人们在关注并强调草书线条要有高质量的同时，感叹“林散之式的草书家在当代仍少见到”。林老究竟走了一条怎样的学书治学之路呢？按老人自己的话说：“我十六岁学唐碑。魏碑，三十岁以后学行书，六十岁以后才写草书。”“我临的魏碑《张猛龙》最多，有两部橱高。”“(每天)五更后起身写字，悬腕一百个分书写下来，两膊酸麻不止。”在同他的学生讲草书和楷书的关系时，林老强调“学草写草是写不出来的，国不住。用楷书笔法写草书才行”。“没有写碑的底子。不会有成就。”林老的学书治学之路对我们会有很多启迪。反观当今一些草书作品中存在的缺憾，哈恰反映了对草书性情与形质理解上的偏颇及基本功的缺失。  

　　自从唐代孙过庭提出“心手双畅”的命题后，“心”和“手”的关系受到历代书家的关注，“心手双畅”也常为书家所孜孜以求。书家创作，既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知识积累，也要有厚实的笔墨功夫，二者相辅相成，作草书更无例外。书家用“心”从文字内容到书写形式构思作品，是“心畅”的关键；而“手”的长期不懈的锻炼和对笔墨技能的掌握则呈“手畅”的前提。可以说，“心手双畅”只是在对作品文字内容和表现形式有较深刻的理解，用笔提擅自如，婉转畅达，意在笔先，加上字字草法娴熟(而非任笔为体、随意杜撰)才能实现。“心手双畅”是书家在创作特定作品时性情与笔墨技能和谐统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