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在书法史上的作用及意义

自魏晋以来，行书成为文人雅士之间交流的载体。正因为行书没有成为官方文字，所以发挥起来相当随意，书写相当自由，抒情达意，形式多样，使书法真正成为表现个性的工具。行书从此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相当崇高，凡是著名书家无一不擅行书。这有以下原因：第一，行书的崛起带动了对楷书、草书甚至隶书、篆书的学习。第二，行书在落款中地位独特，可以落一切字体的款，使用广泛。第三，行书最能表现书家的生命节奏，疾徐适中，表现中和之美。第四，行书具有实用性、艺术性与趣味性，可以满足欣赏者的各种需要。

所以，行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后来居上，魏晋之后历代不衰，名家辈出，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不亚于楷、草、篆、隶诸体。而一个优秀的书家必须学会行书。魏晋行书的出现，虽然有字体演变的客观规律，但也和玄学思想的抬头有相当关联。《宣和书谱》载行书第一人“王衍”：“善谈名理，得庄老旨趣。”其书法则“自得于规矩之外，盖真是风尘物表脱去流俗者，不可以常理规之也”。

这种“风尘物表脱去流俗者”能得到众多士人的青睐，确实能更好地表达他们那雅远清旷的胸怀。不凝滞于物，不为物累，不拘于俗学而能风气自高，以做一个超然的“达士”为最终目的。这种从容不迫、节奏适中的书体，在某种程度上更体现出书家的超脱气质和人格魅力。如谢安的“风流蕴藉”，王徽之的“傲达凌物”等，都是人书合一，见书迹如见其心画也。

楷书过于严谨，可得法度但少意趣；草书多变化而规矩难寻。而行书最能弥补这两项不足，综合而成其美。甚至还可以杂糅多体，如郑燮的“六分半书”，杂糅了篆隶楷草甚至画法，熔于一炉，多见奇趣。张怀瑾对二王的行书作了比较，认为“杂糅”的王献之行书超过了“单一”的王羲之行书：“逸少则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姿神纵，无以寄辞。子敬不能纯一，或行草杂糅，便者则为神会之间，其锋不可当也，宏逸道健，过于家尊。可谓子敬为孟，逸少为仲，元常为季。”张怀璀肯定了父亲的“天姿神纵”的行楷，但还是不如儿子“神会之间”的杂糅书体行草，其“宏逸道健”之变化和多姿，使王献之之“神峻”胜过王羲之之“灵和”。宋代是行书的天下，“宋代四大家”皆以行书著名，而他们也认为行书最能体现书家之风神。行书就是书家性情和人格的象征。如苏东坡评欧阳修书“如见其人”，评李建中书“行书最胜”，评杨凝式为“书之豪杰”等，都是针对行书而言。宋之《宣和书谱》认为：“信乎行书之在字学，非富规矩、有来历不能作此。譬之千里之足，屈伏枥下，则成亏何在?及其缓辔阔步，争驰蚁封间，于是驽骥遂分。书之有行，亦若是也。”此书认为，行书来自楷书的基础，也只有在行书笔法的变化中才见出书家的本领。陈奕禧在评价董其昌行书时认为：“董学米，亦得手，但其腕弱，姿态则过之，极多败笔，无一字能完备规矩者，无一字不做得如美人柔媚绰约可爱。”可见行书学习之难。这与书家自身的气质、思想、精神、性情等有密切的关系。

行书可以靠近任何一体，创造出新体，如“行篆”、“行楷”、“行草”、“行隶”等。我们称颜真卿、黄庭坚的行书为“行篆”，是因为他们以篆入行，浑厚圆劲，藏头护尾，带有篆书和行书的双重美感。如黄氏行书代表作《经伏波神祠诗卷》的结字，中宫紧密，八方出笔，瘦劲飞动，雄强而奇诡，显示一种奇崛不屈之气度和傲岸的人格形象，为后世所景仰。八大山人笔圆势逸，气度凝厚，化篆入行，怪伟自得，书有别趣，更透露其不偶于世的孤傲性格。

翰墨之道，也就是人伦之道。陈奕禧曾浩叹：“书学大矣哉!通乎天，人乃成其事。自一画造端，极于蕃变，何所不有，何所不收，浅尝之未至也。”若学行书，亦当知道此书之难，技进于道难也，从学书到为人难也。书学之成功，亦是人格塑造的完成，欣赏者在字里行间可以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