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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中石草书书论析要(3)

2012/2/8    作者:欧阳中石    来源:yac8.com    阅读:7174


古人对于草书发表了很多看法,有针对草书本身提出的见解,有针对某一时代、某一家、某一帖评价优劣和得失。其中对某一家、某一帖的评价最多,这些言论大部分已经在本书中涉及到,因此,本部分所选择的那些关于草书格调、名家草书优劣方面的评论,主要是那些能够体现古人对草书品格总体要求和审美理想的言论。
   评析:这是苏轼评价张旭草书的名言,所谓“颓然天放”是说张旭的作品在沉醉状态下完成,得全于酒,获得了一任自然的艺术境界,这一点正是苏轼的书法艺术主张。苏轼曾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反对刻意的苦心经营,而主张顺其自然,所谓“浩然听笔之所之”。这个观点应该是苏拭中年所持的。晚年,苏拭的兴趣转向魏晋平淡的境界,并对张旭、怀素的狂草提出了批评:“颠张醉素两颓翁,追逐时好世称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并且认为,张旭草书尚需要凭借酒的力量才能达到自然的境界,黄庭坚也说:“余寓居开元寺之怕倔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洒而通神入妙。”而王羲之草书不依赖酒也能妙造自然,其间的优劣自见。米芾开始也与苏拭一样推祟张旭,后来受苏轼影响,转而祟尚魏晋平淡天真的审美境界。尽管如此,苏拭对张旭的评价还是道出了关于草书的品格,尤其是他指出,张旭草书有点画之处,意态自足,说明大革虽然狂放,但具体到一点一画,需要极深的功力。北宋的黄伯思说:“始观张旭所书《干字文》,至'毋’、'图’、'隶’、 '散’等宇,怪逸过甚,好事者以长史喜狂书,故效其迹。及反复徐观,至'雁门云亭愚蒙瞻仰”等字,与后题月日,则雄稳轩举,搓挤丝缕,千状万变,虽左驰右驾,而不离绳矩之内。犹纵风聋者,翔皮随风上下,而纶常在手;击剑者,交光飞刃,新忽若神,而器不离身。驻目观之,若龙风飞腾,然后知其真长史书而不虚得名矣。”(黄伯思《东观余论·论张长史书》)

    评析:上述数则论草书的自论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张,认为草书的最高境界还是魏晋人的平谈天成,虚淡萧散,对唐朝张旭、怀素狂草以连笔为主的缠绕并不十分推祟.赵孟頫说怀素之所以高妙,还是因为不离魏晋法度。宋朝大儒朱熹对草书格调的认识也是如此,他评价《十七帖》说:“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从自己胸襟中出者。”所谓“不与法缚.不求法脱”,是说王羲之的草书并不一味求法,但也并不强调别出新意,在有意无意之间,得以自然流露。赵孟頫称赞怀素草书,也是指怀素那些学习王羲之一路的,如《论草书帕》、《圣母贴)等,所以米芾说怀素“稍到平淡”,鲜于枢说“虾素守法,持多古意”。我们从他们的评价中能得到一定的启迪,同时也要认识到他们观念的时代、历史的特性。
    历史上各个时期书法理论家所提出的审美标准既包含一定的稳定性,他们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人们对草书格询的基本要求。比如说,上述各家的理论倾向于魏晋的平淡,魏晋时期是中国草书发展史上从草创到成熟的时期,以后的草书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并形成各种各样的个性特征,可以说这个时期是草书(今草)的源头活水,因此,这个时期的草怕反映了中国人自己独有的审美趣味,而且,这个时期的草书尚未完全艺术化,而是处于艺术与实用之间的状态。这样就比较适合人们对于草书的理念。草书虽然比其他书体更接近艺术符号化,但它也毕竟是一种辅助性的书体,它还是文字的书写,而非完全抽象的艺术符号,而魏晋人在这些方面可以说被认为做得恰到好处。因此,历史上虽然有张旭、环素那样创造出极强的视觉效果的草书家,但他们的狂草并不被人们看作草书艺术的正格,联系中国古代的文化背景,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他们的观念并不是绝对的标准。古人的观念里虽然经常也谈论“通变”,但相比较而言,祟古思想根深蒂固。草书艺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实用性逐渐减弱,艺术性越来越强,这是历史的要求与必然,所以在继承伟大传统(魏晋人的境界)的同时,我们还是要有创新精神,还是要开辟新的审美境界。

    评析:上述各家的言论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一个共同的观念,其中苏拭是通过楷书与草书的比较,认识到各自的难点,而正是这些难点构成了各自宝贵的品格,所以苏拭说“凡人所贵,必贵其难”,这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思想结果。草书本来是以变化飞动见长,作到飘扬是分内之事,但是在飘扬的同时,还要作到庄重典雅,是非常难以达到的高境界。包世臣认为草书以简洁、沉静居上,雄肆还是次要的品格,他们都关注一个问题,高品位的草书并非那些一味飞动的外在之美,而是寓飞动于平静之中。

    评析:赵宦光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草书的辩证法,即草书飞动的形态是以坚强的笔力作为基础的,失去了这个前提,草书便走上野路。

    评析:上述数则都关系到张旭及怀素的草书。一是唐朝蔡希综对张旭草书的评价,二是北宋书法家蔡襄对张旭草书的赞赏。对于张旭草书,庸人评价很高。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有诗歌进行歌颂,大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闻上人序》中,对张旭的艺术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见第三节“体悟”),蔡希综的看法也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张旭的草书有雄边之气象,是王献之再世。
    蔡襄将张旭、怀索进行了比较。张旭、怀素这两位盛唐时期狂草书的代表人物常常是后人议论的话题,二者谁更出色,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蔡襄认为张旭草书的气象、笔势超神,不可一世,是怀素无法比拟的。而黄庭坚从这两位的草书形体上的肥瘦来评判他们的优劣。黄庭坚认为,张旭长于肥,怀素主于痉,从艺术的难度来说,要做到“肥”(丰满)而且“劲”(有力)是很困难的.而相对来说,“痪硬”要容易一些。黄庭坚本人就是继张旭、怀素之后的又一位成就卓著的大草书家,他的这番话应该是甘苦之言。而清代的书法理论家刘熙载则完全抛开了将二人对立起来的念头,从一个理论家的客观、冷静的立场,来评价他们的创作心态,这种比较是在审美特征层面上的比较,更具有理论价值。刘熙载认为.张旭是一位情感丰富的人,创作时任凭情感自然流露;而怀素作为一个浮屠,已经断灭了喜怒情结,是一种不受情绪影响的草书家。刘熙载发这样的议论,还是有一定的根据。二人都达到了创作所要求的最高境界,但是,这两种境界是不一样的。前者可能显示出更为丰富的人生体验,而后者则可能更为理性和冷峻,因此,二人的艺术意象不同。刘熙载并没有进行优劣评判,但这样的分析,很容易得出张伏寒劣的结论。因为草书是以抒情性见长,假如以冷静、理性的思维进行创作,那么,他也不可能达到感染观赏者的目的。当然,刘熙载的分析只是一种推测,比如说怀紊“悲百双遗”,只是从怀素作为一个僧侣来说的,他是否就断灭了情感,很难说。
    今天,我们对于这两位顶尖的大草书家很难下优劣判断,因为张旭的作品留下的太少,而且真伪难分。应该说,这两位大草书家是历史上风格特征最突出,也是员成功的草书家,若沦浪漫的激情,张旭稍优,是真正的盛唐气象。

评析:黄庭坚认为王献之(大令)草书直追张芝,所谓“中间论书者”是指唐朝的张怀理,张怀增在《书议》中将王茵之草
书置于第八,而将王献之置于第二,并认为王蒸之草书“无戈赣括锐可畏,无物象生动可奇”,是以成就不高。
    黄庭坚将二王父子的草书进行风格比较,认为王赣之的草书风格如同《左传》.王献之的风格如同《庄子》,我们知道,《左传》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历史著作,而《庄子》则是一部充满着瑰奇色彩的哲学著作,二者相比,《左传》则严谨,而《庄子》则浪漫瑰奇。

    评析:这是一则评价汉魏以后章草书法风格的发展与格调的优劣。黄伯思认为,章草以汉魏西晋时期风格质朴,成就最高。到东晋时期,王朝之开始变得华美一些,后世章草之所以不适前人,正是缺少高古的韵致。

    评析:这是评价草书中独草(字字不相连)与连绵草(大草)之间品格的优劣,姜差认为,古人作草,就像写真书一样严谨,一丝不苟。
    书家无篆圣、隶圣,而有草圣。盖草之道千变万化,执持导逐,失之逾远,非神明自得者,孰能至于至善邓?
    ——刘熙载《艺概》
    评桥:这一则论草书妙理在于“神明自得”,相比较而言,其他书体可以依赖功力达到完善。
    古人草书,空白少而神远,空白多而神密。俗书反是。
    ——刘熙载《艺概》
    评析:这里所说的“古人草书”,实际上是刘熙载心目中草书的理想境界。这样的草书无论空白少、还是空白多,都有一种桔气员注其中,而庸俗的草书无论空白少、还是空白多,都不能做到精神贯注。作者没有说明这是为什么,只是举出了这种现象,值得学习草书的人们深思。
 

历史上有很多描述草书形态之美的书法论著,主要集中在汉末到魏晋南朝之际,这些文献一方面记载了作者对草书艺术的体验,一方面也记录了当时人们对草书艺术的认识。这些著作是先民们对书法艺术最初的赞歌。今天,我们通过这些篇目的学习,一方面可以了解古人的感受,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我们的艺术想象力。

    评析:崔瑗的《草书势》是中国古代书法理论史上第一篇关于书法的理论文献。这篇文字最早著录于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中,因此,它是比较可信的。作者崔瑗是东汉中后期著名的草书家,他把自己对草书的感受记录下来。这篇文字首先承认草书存在的必然性,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他对草书的艺术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认为草书“应时渝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这无疑是为草书正名。我们知道,草书本来只是为了书写的便利、快捷,与社会上通行的正体文字相比,仅仅是一种辅助性的文字形,崔瑗不但指出了草书的实用价值,还敏感地发现了它的艺术价值。草书本文用生动的比喻来刻画草书给人的物象联想,像耸峙的高山、猛兽在奔驰;似鸟欲飞而末翔,似腾蛇赴穴,头没而尾垂……说明草书艺术具有强烈的动势。最终他认为草书带来的艺术意象是难以言传的,“几微要妙”,仿佛若斯”。正是有这篇文字,我们才有理由说:东汉中晚期,书法艺术开始自觉。

    评析:索靖也是一位草书大家,他的这篇《草书势》同样对草书的体势作了生动的描述,与崔援的《草书势》相比,索靖的文章更是善于形容。可见到西晋时期,人们对草书的艺术特征的把握更加丰富与细腻。这篇文字有几点值得重视:一是关于“意巧孳生”的论述,强调主体意识在草书创造中的作用。二是对草书“触类生变”的论述。草书不主一途,是人们感受到自然万物的变化而形之于笔墨的结果,这与象形文字“画成其物”的方式不同,比如说篆书,一个字形一般专指一物,所谓“如其事物之状”。草书不但有“触类生变”的优势,而且能“离析八体,靡形不判”。这是说草书有效的分离、融会其他各种书体的形象功能,达到高度概括的艺术境界。三是草书有“去繁存微”的功能,但“大象末乱”。《老子》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所谓“大象”是指真正的“形象”,草书虽然简略,但能突破具体的雕画,保留物象形态中最微妙的部分,这样既能表达事物的至上妙理,又有实用价值。

    评析:作者杨泉是魏末晋初时人,他是一位哲学家,历史上著名的唯物论者,著有《物理论》等。善辞赋,但没有关于他是否善书的记载。从状写草书体势上看,文章与前两篇虽未有什么独持的地方,但他明确的提出了“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的观点,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草书艺术价值的认识。也可以看得出,草书在众多书体中受人们喜爱与重视的程度。

    评析:到南朝时期,为一种书体作赞颂的文字,除了萧衍的这篇《草书状》,已绝无仅有了。我们在接触贮述几篇草书势一类的文献后,再来理解萧衍的这篇文章,便有锦上添花之感。尤其是对草书体态的形容,更是如此'、然而,萧衍还是传达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观念,最为值得一提的是文章的最后,“传志意于君子,报款曲于人间”,这是说草书有表情达意的作用,实为警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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