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何绍基的书法里，可以看到颜真卿书法的影子；在刘墉的书法里，可以看到钟繇的气体；在王铎的书法里，可以看到米芾的体势。按照这个思路下去，我们可以想见沙孟海与吴昌硕的书法一定相去不远了，或可说，最得缶公笔势的、最像缶公书法的，莫过于沙翁了。可是，事情就不是那样。在沙翁的书法里，你连缶公的影子也找不到。原因何在？即沙翁怎么学吴字呢？既然是师承关系，既然沙翁常常说吴与他的书学关系是“亲灸”，怎么就没有影子呢？“吴字出名后，都以邓字为不足学，怕犯赵之谦的老毛病，一个个去写吴字……”然而，那所谓的学，一样的犯赵撝叔习邓完白之疾，这是一般书家没有注意到的。个中奥秘，只有体会到了书法乃是书学的人才能够有这识见的。沙翁很少称书法这个词，他说到书法的一系列的学问时，必以书学相称。这是准确的把握了书法与书学的关系才能做到的，也与一般书家拉开了距离。
以我浅陋的认识，学吴昌硕的后来人所以难以超越缶公，就外形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不知道缶公的所有其它书体都有石鼓文的笔力，或者说知道了也没有办法摆脱缶公的影响。吴昌硕的字有接近于大麻的成分，你可以理解为有吸力，也可以理解为会让人上瘾，更可以理解为习气，不独缶公，任何一位书法大家都会有。我不是说学吴昌硕都得精通大篆、小篆，都得是篆书大家，但是，对篆书笔力一无体会，学吴昌硕等于闭眼捉鼠。如果这个说法大体能够通顺的话，我想，沙孟海就更有资格成为吴昌硕第二了。他早年专习篆书，又在二十五到二十八岁间多多受到“亲灸”，这是多么的得天独厚啊！可是没有，他既没有成为吴昌硕第二，也没有吴昌硕的习气，更没有吴昌硕书法的影子。然而，他又是缶公的嫡传弟子，多得缶公的“耳提面命”，怎么就没有影子呢？
是啊，他胸襟更开豁，眼界更扩大。于是“我从此特别注意气魄，注意骨法用笔，注意章法变化，自觉进步不少。”从此“转益多师”，临遍天下碑帖，只要喜欢的，必定下功夫，无论真伪说。据沙翁自己讲，他的进取，在于“穷源竟流”——所谓穷源：无论碑还是帖，那些碑帖体势从哪里来，这些“古人”又从他们的“古人”那里吸取了哪些精华；所谓竟流：亦无论碑帖，“对后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哪一家继承得最好”。以此修正那所谓的弯路，提高识见的能力，岂不乐哉！如此说来，书法当然是书学，那书学岂止是“拂丝操缦”的笔画张弛，岂止是技艺的演进，岂止是法度的森严。
嵇康在《幽愤诗》中说：“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志节高尚，则再以古代的贤人为榜样。沙翁说“不但要赶上老一辈，胜过老一辈，还要与古代名家争先后。”他显然注意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滩轰动一时的书家，“技法上未始不好，后来声名寂然，便是缺少学问基础之故。”
手中有数种《中国书法史》，几乎没有什么用途。看了这本，不必再看别的，因为都是资料汇编。说是著，其实说编著更合适。如果通读过历代书学著作（很容易通读，不多），那么，一本书法史没有也没有什么遗憾。对比之下，沙孟海的《中国书法史图录》（上下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7月版）则是不可或缺的。署名处曰编著，其实真的是著作。缩写之史全而有见地，数语明了。粗略算下来，也不过一万多字。近得新近出版的朱关田先生编选《沙孟海论艺》中收录文字部分，甚是欣慰。如果和朱关田先生或者出版社商量一下，书名为《沙孟海书学》更贴切。虽然有印学文章，印学亦然在书学的大范畴之中。论艺就大多了，虽然书学、印学也是论艺的一种，但是，除了大书学之外，并没有其它艺术门类掺杂其中。
我查阅了沙更世先生整理的《沙孟海年表》，似乎沙翁在六十岁前后也没有退休。倒是七十七岁调至浙江省博物馆，八十岁当选为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可见，在承担的工作中认真干点事情，不一定会影响创作。或者正相反，沙翁在整理文史中，或可得到了学问的扎实与深厚。他将自己的一生浸淫在书学中未想自拔，有豪迈之诗云：“百岁古来稀，九十不足奇，八十大有为，七十正得时，六十花甲只是小兄弟。”
成为书坛的佼佼者，与古代名家争先后，壮心不已，人们多注意了沙翁81岁《与刘江书》。激励后学，自然是沙翁导师的职责所在。但是，尊碑抑帖对碑的无限夸大，即是另一种误导。这误导持续的时间虽然比馆阁体、台阁体恶劣影响的时间短，但是，流风席卷，那白虎堂的深度与宽度，一点也小。公元1932年，沙翁33岁，其《与吴公阜书》，说的就是碑学的致命缺陷——“近代书人，或寝馈于大小爨龙门造像，终身弗能自拔。执柔翰以拟利锥，其难可想。二爨龙门，非不可参法，要在心知其意，勿徒效其皮相。”二十世纪的书坛，正逐晚清碑学的风波，沙翁的深刻含义并没有引起注意。所以，其后参加国际书学研讨会，又多次发表文章，阐述碑版的写手与刻手问题。千辛万苦写成刀痕齐切收笔，无论怎样的努力，也成病态。理解沙翁的，莫过于启功先生，“平生学笔不学刀”。沙翁之为二十世纪令人瞩目的书家，与他高瞻远瞩的识见分不开，而他的识见，则来自于他的学养。
沙翁以写大字被誉为“海内榜书，沙翁第一”。据说为杭州灵隐寺书“大雄宝殿”四字，每字四尺见方，用三只楂笔捆在一起挥成，自言“牛耕”。此作落款在暴风骤雨中被误毁，三十年后以沙孟海落款复书的“大雄宝殿”，与原来所书又非一个境界，与沙翁“振迅天真”一起，再次告诉了世人，海内榜书沙翁第一的名不虚传。所谓的才学识，是无分先后的。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谁把握了其中的节奏，谁就会有心得而成为佼佼者。
这佼佼者得益于西子湖畔的滋养，温润之气扑面而来，尽管他们的形态不同。他们用不同的书学形态，为西子湖畔抹上了浓重的色彩。苏东坡太守的苏堤，白香山的白堤；吴昌硕、黄宾虹成为了西子湖畔的文化象征。甚至是苏小小的宁可死也要留给后人的青春气息，也不免让苟且者掉下几抹汗滴。沙翁在其间，无疑是得天独厚。在沙翁的性格中，一定会有克己复礼般的自我勤勉因素，然而，他的内心深处也不免要坚持他的人生理想。外部环境与内心世界发生冲突时，只要不危及总体的格局，他都会在不变中应对万变。我想，这是沙翁之所以长寿的内在因素，也是他躲过本难躲过的灾难之所在。实际上，沙翁的性格中有北方人的豪迈，其内心深处是个倔老头。他的豪迈之气没有成为粗粝的外相，即是地缘文化赐给他的滋养。纵观沙翁的书法，莫不如此。我手中有两个版本沙翁所书陆游学书诗的两句，其八十九岁所书，还带有沈曾植方笔翻转，到了九十一岁所书，则多是沙翁自己用笔的圆方之间了。见过录像资料，是写全文的，则一派清雅。书法这东西，得讲法度，又不受其所制。一切都在虚实之间，真可谓“瘦蛟出海挐虚空”。虚空又是如何挐呢？蛟龙与猛虎各异，老蔓与新藤殊然，不求于一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