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张怀瓘曰：“夫书，第一用笔，第二识势，第三裹束，三者兼备，然而为书。”其所说第一用笔指的即是“藏锋”或“露锋”。“藏锋以包其气”，藏锋起笔能使笔画深厚圆润;“露锋以纵其神”，露锋能使笔画俊秀生动。在书法创作中一定要在起笔用笔时做到藏的巧妙，露得恰当，方能使作品气韵生动，放逸舒展。古人说“太露锋芒，则意不持重;深藏圭角，则体欠精神。故与其肉胜，不如骨胜，与其多露，不如多藏”。晋王羲之《书论》云：“第一须有筋藏锋，灭迹隐端。”黄宾虹也在《书论》中说：“落笔应无往不复，无垂不缩。往而复，使用笔沉着不浮。落笔之际应留得住墨，勿使信笔涂鸦，锋要藏，不能露。既要有天马腾空之劲，也要有老僧补衲之沉静。”由此而言，藏锋较之露锋更为重要。
所谓藏锋，是指起笔时取逆势而写的用笔方式，是按照笔画前进方向取一个反方向落笔的动作。亦称“逆锋”，“正锋”。“露锋”指的是斜落笔或尖落笔，笔锋入纸时，其锋外露。“有筋藏锋、灭迹隐端”说的即是“逆锋起笔”，取的是逆势，是欲擒故纵的道理。蔡邕《九势》有论：“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藏锋点画出入之迹，在左先右，逆回亦尔;护尾、画点势尽力收之。”藏头护尾指的即是藏锋用笔取逆势而达到的韵致。也正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对立统一规律的体现。
从出土的早期木牍、竹牍、绵帛等墨迹看，逆锋起笔早在殷商时期就被人们掌握运用，可见其历史之悠远。
从小篆《泰山刻石》来看，它上接《石鼓文》之遗风，下开汉篆之先河，用笔似锥画沙，劲如屈铁，笔画囿转劲键，犹如王箸，其起笔收笔，都用藏锋，“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汉碑《石门颂》具较高艺术成就，其结字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逆锋起笔，回锋收笔，运笔遒劲沉着，朴厚含蓄。清张祖翼题跋曰：“然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何来?来之于“逆势”也。《石门颂》以其强大的逆势，八面出锋，方成其雄浑奔放之豪气。
唐颜真卿也擅于藏锋逆势用笔，其用笔融篆籀于楷法。无论是他的楷书《勤礼碑》、《多宝塔》，还是行草《争坐位》等都是逆势藏锋的楷模之作。清赵之谦的书法服膺于“逆入平出”、“万毫齐力”的笔法，其取法于《张猛龙》、《郑文公》、《龙门造像》、《石门颂》、《瘗鹤铭》等，创造出清新拔俗，令人耳目一新的“揮叔北魏书”。无不得之于藏锋逆势用笔。
藏锋用笔的另一特点是增添了书法作品的力度，产生了“力在字中”的艺术审美功效。力是书法艺术的生命，是衡量书法艺术的标准之一。有力度的线条能使人们心中唤起力量感，同时达到人们审美心理上的一种满足。对“力感”的产生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力感”取决于点画形状，即取决于控制笔锋的笔画形式;另一种则认为取决于书写时人体所具有的力量能否通过臂、腕、指、笔传到线条上，是否“全身力到”。这两种认识即要求作者要“全身力到”，注重笔锋的运动形式，从而使线条产生力度美。在黄山谷的《黄州寒食卷》、《松风阁》等作品中可看到，其一点一画，一撇一捺，无不利用笔意的弹性取逆势，用笔到处擒纵，笔笔凝练灵动，如舟人执篙，逆水而行。
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藏锋逆势”是技术层面的一项基本功，虽然用笔外露也可表现出锋芒直率之美，但不掌握用笔藏锋这一基本功，就没有势和力的含蓄蕴藉，更谈不上气韵生动。近代郁锡璜说得好“赏观蛇之噬人也，必先弯曲其首;猫之捕鼠也，必先俯伏其身，无它，蓄势焉耳”。势在书法创作中同样重要，其内涵丰富，是书法艺术的灵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古人论书，以势为先;”东汉蔡邕则归纳为“九势”;王羲之谓“笔势”;卫恒称“书势”。说的都是书法中“势”的重要性。
势是书者运笔前胸有成竹的表现，也是运笔时笔在纸面上随心腾跃一任自然的挥洒过程中的产生，即与工具有关又与作者的学养密不可分。在写字过程中，势的体现须借助于毛笔的弹性，使其在受力时笔毫弯曲，及恢复原状的趋势，而产生笔势。毛笔弹性越大，笔势越强。留下的线条也就越富有主体感和力度。作者的学养对书法作势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
谈到书法的“势”，也就涉及到书法的人文价值和“文人书法”的缘起及书家的个人修养等问题。
笔墨的提高不仅是技巧问题，实质上是意念精神层面的问题，要从人格品质、学问修养方面下功夫。宋郭若虚说：“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生动不得不至。”清李曰华说：“人品不高，落墨无法。”黄宾虹说：“人品的高下最能影响书画的技能，讲书画不能不讲人品，有了为人之道，才能讲书画之道。”纵观历代书法大家，无不都是饱学之士，或身为显贵达官，或学有所成，或隐逸山水修心修身。包括近年许多大文人学者，虽非职业书家，都颇具造诣，自成一体。书法富文人气，书卷味，见学养于其间。这也愈加证明，只有高深的学养，高尚的人品，高古的情怀，方能在书法艺术创作中获取夺人的“笔势”。
书法作为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其笔墨意境无不蕴涵着中国哲学意识和传统审美追求。“逆锋”能内含筋骨，表势出书法艺术含蓄蕴藉的美，刘勰在《文心雕龙》把含蓄谓之“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诸不厌矣”。王羲之又语：“凡书贵乎沉静。”清周星莲也说：“笔所未到气已吞，笔所能到气亦不尽，故能墨无旁沈，肥不剩肉，瘦不露骨，魄力气韵，风神皆于此生。书法要旨不外也。”只有在对精神层面的深层体验和微妙体会并举的时代，才会出现“韵”的大雅之声，而在魏晋这个战乱频存、人性觉醒、玄学兴盛的特殊年代里，中国书法从追求气势到崇尚韵致，从崇高走向优雅，书法境界从沉雄博大进入细微，便是一种历史的大趋势，更是两汉以来文人参与书法的必然结果。书圣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即是开文人书法之先河。如一盏灿烂的明灯，照亮了东晋以后所有书法家的前进道路，也昭示了中国书法固有的人文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藏锋逆势”用法在书法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对线条的力、势等因素的影响。当然，世界上的事物不是绝对的，我们不能就此贬抑露锋。书法“逆”、“露”往往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王羲之《兰亭序》用的是藏锋，魏《张玄墓志》采用的则是露锋落笔，其艺术审美价值同样得以彰显。
我们关注研究书法的“藏锋逆势”用笔，目的在于深入地发掘中国书法的人文价值和艺术内涵，保持中国书法艺术的高品位，追求书法艺术的高境界。从而更好地弘扬国粹，传承发展中国书法艺术。
